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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本文为9月初发表过的文章，现经过重要的修改和完善再次发出。
观察1985-1999年的日本股市和2005年迄今的中国股市，你会发现二者具有相当高的相似性。
1985年，日本股市开始启动，日经指数于1989年末到达顶点3.9万点，此后一路下跌（当然中间有许多小反弹）到1995年上半年，股市再度启动一轮牛市，当这一轮牛市泡沫破裂，日本股市再次走上漫漫熊途。
2005年，中国股市开始启动，并在2007年末到达顶点6000点，此后一路下跌到2014年下半年（当然中间有许多小反弹），然后股市再次启动新一轮牛市。当这一轮牛市泡沫破裂，中国股市就此走上漫漫熊途直到今天。
数据来源：tradingeconomics.com
不仅仅是资本市场有着明显的时间差，中日两国经济高速增长期，也在时间差上具有惊人的相似性。
按照美元价值计算，日本经济增长最高速时段是在1952-1995年。在这44年的时间里，以美元计价的日本经济，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4.7%；相比之下，1978年改革开放迄今，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高速的时段，在这40年时间里，以美元计价的中国经济，年均增长率达到12.3%。
——显然，以美元计价的话，1952-1995年的日本经济平均增长率比过去40年的中国还要高一点儿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中国经济奇迹还没有超出日本经济奇迹的水平。
不管是资本市场指数变化，或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段，中国和日本之间，冥冥之中似乎隔着一个20年左右的时间差。
受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一书的启发，我一直有个非常强烈的观点——
长周期看，人口规模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，至于技术水平、制度规则什么的，只是人口规模在社会自由度不同的基础上所衍生的花朵。
我这里定义的社会自由度，是指在满足基本社会秩序的前提下，社会经济的个体细胞（企业和个人）所拥有的自发思考、自由表达和独立行动的权利。不同人（企业）各自迥异的想法和行动，碰撞、组合、交叉、衍生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新的组织形式和分工合作模式，所谓的“经济”，就是一系列合作分工自然而然的结果。
100个人自由思考、表达和行动，产生的组合和分工，可能就是村庄经济；
1万个人自由思考、表达和行动，其组合和分工，可能是城镇经济；
100万人自由思考、表达和行动，其组合和分工，就有可能是大城市的工业经济；
3000万人自由思考、表达和行动，其组合和分工，就构成一个国家完整的产业链经济；
10亿人的自由思考、表达和行动，其组合和分工，就产生了当代繁荣的全球化经济。
阻碍社会经济发展最恶劣的做法，莫过于压制一个社会的自由度，如我们的某个邻居。
国际上通常把人口在5000万以上的国家定义为人口大国，而中国的人口一直位居全球第一，如果不是长期的专制禁锢中国的社会自由度，中国应该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。相比之下，能从13块殖民地和300万人口起步，变成如今的全球第一经济强国，美国靠的就是自由度极高的基础上，不断的人口和领土增加。
至于日本，也长期位居世界十大人口国之列。二战之后，日本引入西方的社会制度，提升了社会自由度和社会组织的有效性。人口基数庞大的日本，经过20多年时间，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同样，中国也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，改变了“全国只有一个脑袋可以自由运转”的状态，提升了社会自由度和社会组织的有效性，人口基数更加庞大的勤劳聪明的中国人，经过30多年时间，很快就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自由度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段之内，社会整体的技术水平相差不大，社会组织方式又足够有效，经济发展速度高低的关键，在于人口的年龄结构、知识水平以及由此所衍生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模式——更简单地说，是由15-64岁劳动人口所占比例及其认知水平所决定。
下图是中国和日本最近60年15-64岁劳动人口所占比例变化的情况：
15-64岁适龄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，日本在1992年达到峰值69.92%，此后进入下降趋势；中国则是在2010年达到峰值73.75%，此后进入下降趋势——恰好存在着差不多20年的时间差。
这正是中国和日本经济存在着一个大约20年时间差的真正原因。
日本经济腾飞的时段，正好是其15-64岁劳动人口占比较高且逐渐上升和持平的时期——并不意外的是，另外一个东亚经济体韩国的崛起时段，也是其15-64岁人口占比逐渐上升的时期。中国当然也一样。中国的15-64岁适龄劳动人口比重，在1970 年代中期开始上升，1981年超过60%，并由此一直上升到2010年的74%。
随着劳动人口占比拐点的到达，日本的经济增速出现大幅度下降。
长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，让人的寿命逐渐增加，一个社会里老年人的比例将持续增加，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。老人越来越多，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欲望水平逐渐降低，劳动人口红利逐渐丧失，经济增长再也没有那么强劲，而社会也变得更追求稳定和秩序。
步入“老龄化”社会之后，日本新出生人数一再创下1899年以来的历史新低。近8年来，中国连续放开“双独”、“单独”和普遍二胎政策，但中国出生人口也在一路下滑，特别是2018年出生人口，创下近60年新低。
如果说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基础的话，债务就是经济发展的硬约束。
日本经济学者野口悠纪雄，在其《战后日本经济史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。他认为，日本经济在战后40年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，是借助于1940年代形成的战时经济体系（国家总动员体制，类似于计划经济），一小撮中央政府精英官僚有效掌控全国资源，大型企业往往由政府扶持，得到大量的信贷资源，并依靠军需生产而打下基础，然后开始生产民用产品实现快速增长，最后成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。
从1960年代开始，日本企业部门和家庭部门的债务就开始快速上升，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。
问题在于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——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举国体制在短时间内可以充分调配、动员全国的资源，实现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，但这种做法的弊端，就是企业借助政府信用，不负责任地拼命借贷、拼命扩张，由此造成债务高企和经济泡沫持续累积，直到1989-1990年爆掉。
当经济泡沫破裂之后，因为政府对于僵尸企业的隐性担保和体制性救助，阻碍了市场正常的出清和调整，这些企业尾大不掉，始终躺在国民经济里吸血，由此造成日本国内经济的持续萎靡。
对比日本政府扶持的大型企业，中国的国有企业相似性是不是很高？
从1989-1990年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裂开始，日本经济就进入去杠杆时间。到现在，已经过去30年了，但日本的去杠杆还依然没有完成。
相比之下，美国在2007-2008年房地产与股市泡沫之后，仅仅经历了2年的去杠杆出清过程，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就再次轻装上阵，从2009年开始已经历了迄今长达10年的经济扩张。
实际上，信用货币时代，为了避免债务危机造成整个经济体系的崩盘，美国和日本处理经济泡沫破裂的办法并没有什么不同，全世界各国政府的处理方法也都一样，只要是信用货币时代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任何政府都必然会采用这一种办法去杠杆：
第一步，政府实施大规模的财政赤字，接管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（合称“私营部门”）债务；
第二步，央行印钞购买政府债务，稀释全体居民财富，完成去杠杆。
下面就是1996年迄今日本政府财政结余/GDP的规模，一直都是负值（财政赤字），说明政府一直都在接企业的负债。
——相比美国，日本去杠杆那么久去不掉的核心原因是：因为隐含有政府信用担保，那些大企业可以借到的债务规模，远远超出企业经营的正常水平，到1990年之后，这个规模已经实在太大太大太大……
泡沫经济破裂之后，这个超级庞大的债务，日本政府一时间接不过来，于是只能通过小步快跑的方式不断通过政府借债和印钞来化解风险，但这也导致了日本大量僵尸企业一直存在，拖累了日本国内连续30年的经济增长…
相比之下，中国“企业部门”的杠杆率，从2009年开始进入快速上升期，到了2017年升至历史最高，此后不得不进入债务去杠杆时间。
中国债务变化的具体文章见“2019，中国的债务水平到底怎么样？”
目前，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仍然在继续攀升，政府部门的债务/GDP比例暂时还没有大规模增加，但最近这两年，大家应该已经无数次听到中央对待地方隐性政府债务的新闻和观点：走正路，堵邪路。
明面统计数据看，全球大型经济体中，目前中国的企业部门债务/GDP是全球最高，而政府债务/GDP却是全球最低。2018年底，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（请着重对比日本）实体经济债务/GDP水平的对比见下图。
图中绿色为政府部门债务/GDP，黄色为家庭部门债务/GDP，蓝色为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/GDP，数据来源为BIS（国际清算银行），更新至2018年底
显然，除香港、新加坡等小型开放经济体之外，我们的私人部门债务在全球大型经济体里属于一骑绝尘，但政府部门的债务却低于G20中的其他所有经济体，2018年底仅有37%。
所谓“私人部门非金融债务”，于中国而言，并非字面含义看上去那样。一般而言，私人部门的债务/GDP比例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消费能力高低的体现，中国的私人部门负债这么高，按道理来说，中国应该是绝对的消费主导型国家了？
例如，中国各地方政府的投资平台的城投债务非常庞大，总计有几十万亿元，但在上述分类中被归类为“私人部门债务”，但显然嘛，这不是“私人部门”。更重要的是，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无比庞大，但主要都是大中型国企的债务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，2018年底，包括城投公司债务在内，规模以上国企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负债高达116万亿元，位居全世界第一，占非金融企业部门整体负债的95%），这个债务，在上述分类中全部被归类为“私人部门债务”，但很显然，在中国这不能简单划分为“私人部门债务”。
某种程度上说，以上债务中的大部分，都可以归类为政府隐性债务，这与20年前日本的大企业都带有政府隐性担保无比类似——最近这20年，从债务的角度来观察日本经济，就是把原来由政府隐性担保的债务，逐渐转变为明面上的政府债务。
那么，不用怀疑，中国未来解决债务问题的路径、方式必然与日本一样——政府通过小步快跑的借债和印钞来持续化解金融风险，将那些根本不可能还上的所谓“私人部门”的隐性债务，逐渐转换成明面上的政府债务，政府逐渐接过企业的高杠杆……
下图就是1995年迄今，日本政府接过私人部门（包括企业和居民部门）债务的过程——私人部门的杠杆率从接近300%一路降低到不足200%，而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则从90%左右一路涨到目前的240%。
数据来源：tradingeconomics.com
日本沿用了西方的政治制度，但却保有了传统儒家文明所强调的秩序、容忍、服从等文化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非西方大国，成功建立起门类齐全完整的工业体系，其经济规模曾长期在世界上位居第二。
过去40年，我们采用几乎同样的方式，复制了日本的经济成功，但，这种经济模式天生的内在逻辑，决定了中国经济接下来的过程，恐怕也是和日本一样。
这是1990年、2014年、2025年和2050年四个时期中国与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比（上面是日本、下面是中国），图中横轴蓝色表示男性占比、红色表示女性占比，纵轴则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占比。
2014年中国的人口结构，与1990年的日本非常类似；
205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，与2025年日本非常类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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